柏杨的时代结束得了吗？
朱蓬蓬
摩罗在自己的专栏里写道：“但愿柏杨的时代就此结束。”
所谓柏杨的时代，就是说柏杨批判“丑陋的中国人”的时代。但是，丑陋的中国人的时代结束得了吗？
摩罗认为：“中国人的缺点，都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不存在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和罪性。中国人当下最重要的不是反思自己的所谓劣根性，而是切实地进行制度建设。”
笔者以为，既然中国人的缺点，都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就一定是独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和罪性。例如，上个世纪以前中国男人的长辫子，中国女人的缠脚，难道不是独属于中国人人性缺陷的一部分吗？现在，即使长辫子和小脚的丑陋被革命革掉了，但且不说其它品行上的缺陷，随地吐痰随地垃圾恶习还相当多地存在，以至于奥运会前夕还得不断深入教育。。。。。。
劣根性的改变，需要文化教养，需要知识教育，不大可能一蹴而就。即使你制度建设得完美无缺，那顽固不化的人性缺陷几乎让趾高气扬的制度建设者都失去了改革的信心。
我们确实希望柏杨先生的逝世，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从此以后不需要像鲁迅一样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研究与批评。不需要再让中国知识精英在中西碰撞过程中强烈的表现那种自审自虐的倾向。但这可能吗？
按摩罗的说法，“中国的知识精英从来高高在上，作为一个阶层具有坚实的自信和自负，几乎不屑于自审自省。可是，在与西方列强的交往过程中，他们节节败退，羞恼无以自持，终于不得不低下头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于是他们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国民劣根性’。”
问题的关键正是摩罗先生的精辟分析，这种国民劣根性在实际的言说中。“常常偏重于底层人，也就是主要体现在闰土、祥林嫂、七斤、华老栓、华小栓、阿Q等等小人物身上。”当我们批评‘丑陋的中国人’时，脑子里浮现的形象，多半是这些不幸的人们。
穷人的缺点总是最多的，因为富人的挑剔总是最有权威。失败者的品格总是可疑的，因为这一切由胜利者说了算。遗憾的是，所有小人物身上的缺陷，在中国的知识精英那里，同样表现得更加深沉奥妙，难以想象。笔者的这个体验，从上个世纪的各种各样的运动中，以及现如今比较自由的小左小右的网络言论中，得到证实，如果收集的话，可以说比闰土、祥林嫂、七斤、华老栓、华小栓、阿Q等等小人物更加丰富多彩，淋漓尽致。
例子不想在这里举，这很得罪人。但最近读到一篇评说王小波的文章，其中的一段精彩言论说：“中国知识分子是靠边站的货。连撒癔症式的革命都没他们的份儿。其实他们不是不想加入革命党，只是像阿Q一样，横竖加入不进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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